創辦人介紹

今年十月五日是我到台灣五十周年的紀念日，五十年是半個世紀，在人生的旅途上已屬於很長的一段時間。我非但長期的居住在台北市，而且經歷很多次的劫難，包括戰爭之難、暴亂之難丶行旅之難丶疾病之難，此身很僥倖地仍然健在，眞像一場夢，那麼的驚險，那麼的眞實，那麼的多彩多姿。

我爲什麼來台，這是要追溯到抗戰時期在陪都重慶的那一段淵源。當時我服務於中央社總社，與重慶市政府秘書長楊綽庵時有交往。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後，政府任命楊氏爲哈爾濱市長，中央社在那裡將設通訊網，楊氏很重視此事，希望中央社能派我前往主持，爲此特走訪社長蕭同茲先生，但未爲蕭社長同意，他認爲新聞工作不宜涉及私人情感，說明我是福建人，以派往光復後的台灣較為適宜，我終於受命爲中央社台灣特派員。其實我是福建浦城人，不諳日語，也不會講台灣話，一切只憑責任感和勇氣，勇往直前。十月五日，我即偕政府首批負責安排受降事宜的前進指揮所人員來台，新聞界同行者還有陪都中央日報楊政和、大公報李純靑丶上海大公報費彝民丶掃蕩報謝爽秋。所乘五架美軍專機計五十餘人，我們五名記者和指揮所主任葛敬恩乘的是第一架。由重慶起飛，橫跨半個中國，然後經上海飛抵台北。如今這些人老成凋謝，只剩下我和當時的前進指揮所副主任范誦堯、接管台灣廣播電台的林忠（曾任國大代表）等人健在，其餘同行的人，不作古亦不知去向。

當年我們踏上這塊土地時，如置身於扶桑三島，充滿著日本情調，被日本統治五十年之久的祖國土地，一時竟有陌生和隔閡的感覺。我們除看到藍天白雲下聳立著的檳榔樹、椰子樹，襯托著幽靜的海島風光外，還有滿街嵌著日本字的招牌，聽到的却只有路上一些疏落的木屐聲，車輛聲音稀少，台北展現在我們的眼底是一個清新親切很可愛的城市。台灣同胞對祖國接管人員的歡迎，如荼如火，發於內心的振奮，在民族情感上掀起了前所未見的高潮，爲歷史留下最珍貴的一頁。

我之熱中於新聞事業，當以大學時代以英文所撰〈輿論的形成〉（Formation of Public Opinion）畢業論文開始。那篇論文後經福建生力出版社漢譯以專書出版。未幾，進入中央社總社，來台後，雖負責報導台灣光復後的新聞，但兼負接管日本同盟通訊社台灣支社之責，支社位居今日台北市博愛路東方大飯店對面，社址盡燬於抗戰時盟機的轟炸，昔日風光，蕩然無存，原有日籍人員數十名，皆待遣散，後僅台籍員工數人留用。

當時我從報導到接管，都是赤手空拳，排除萬難，所幸電訊在重慶時便已洽定，由空軍先遣人員設在松山的電台協助拍發，重慶空軍總部收到後即轉中央社總社編輯部發稿，翌日便在海內外見報。我感到很榮幸，因爲台灣光復後的第一條新聞是我撰發的。

辦公地點，幾經周折，始覓得台北市後劃分爲西寧南路二十號的木材會館舊址。民國三十五年二月十五日，中央社特派員辦公處正式改設爲台北分社。當初行政長官陳儀、閩台監察使楊亮功、執政黨省黨部主委李翼中都曾馳電總社蕭社長，深望中央社在台能早設分社，並力薦我爲分社主任。

分社成立後，沒有什麼開辦費，我離開重慶時，蕭社長所交的法幣四十萬元，不能通用，大陸與台灣又不通匯，一切人事及例行開支，僅賴接管同盟社支社的經費及銀行貸款，勉強地維持了一年多。分社的計畫，一爲加強收發電訊的功能，印發新聞稿，以供當年唯一的新生報和台灣廣播電台採用。一爲在基隆、台中、台南、高雄丶花蓮五處設辦事處，擴展報導領域，通訊網遍及全省，這是中央社其他各省分社所未見的。

台灣省記者公會亦在民國三十五年成立於台北市，承同業們的厚愛，我從首屆到第四屆連任四屆理事長，民國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全島對外通訊中斷，當時幸賴分社同仁在危困中維護電訊工作，和南京總社保持密切聯繫，無形中成爲台灣對外唯一的橋樑，民國三十九年，中央社總社已遷台，全省性的記者公會改組爲台北市記者公會，蕭社長以執新聞界牛耳之尊，被推舉爲首任理事長。

中央社尙未設台北分社時，當時行政長官公署的新聞主管機構爲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夏濤聲，爲陳長官的舊屬，因係靑年黨黨員，執政黨有關方面對此頗爲不滿，亦有藉此以非陳公洽（儀），陳公洽曾囑秘書處處長張延哲轉達，望我能取代接掌宣傳委員會的業務。張延哲是我的老學長，我以受命於中央社，未願有辜蕭社長的囑咐，只得婉辭以謝。

民國三十九年，中央社總社遷台不久後，奉命改組，蕭社長調中央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曾虛白先生接任社長。中央社前無管理委員會之設，一切皆由三爺（即蕭社長）一人承擔，突然易轍，此中自有受謗等曲折的因素存在。回想抗戰時期，三爺大氣磅礴，所領導的中央社，人才鼎盛，揚名於國際，爲朝野所共知，其有功於國家，亦爲朝野所共欽，且爲中國新聞史創前所未見之盛業。一旦遭此挫折，雖多有爲之不平者，然三爺仍能坦然於胸，寡言養氣，澹泊自處，保持其一向爲人欽佩的恢弘坦蕩風範，非有高度修養，實難以致之。

民國三十八年，政府自南京撤退，中央社總社尙未遷台，蕭社長即曾邀我與紐約分社主任湯德臣往謁於臨時首都廣州，商議中央社應變大計，囑我為總社遷台作必要的準備。當時紅禍席捲大陸，人心惶惶，總社人員或攜眷或搬運電訊器材，大量擁至；從辦公地址到住所落腳均需分別安排，而台北正爲避亂者以金條押房子，高喊入雲，面對亂象，困難可知，尤以海運電訊器材，不容破損，基隆高雄兩港口船隻穿梭，夜以繼日，忙於載客，那有餘力照顧貨運安全，分社同事只得奮力爲之，從無怨言 。當時攜眷或單身來台的人，都是劫後餘生，心情沉重，牢騷自所不免。有些人倉皇就道，海南島墜機，即有三人殉難，其餘傷者，皆待安頓。一幅有血有淚的逃亡圖，台北分社彈丸之地，面臨如此鉅變，豈人力所能盡爲。

我於任務完畢後，便向蕭社長提出辭呈，說明總社業已遷台，無需再設分社。於是，我在三十九年離開了結緣將近十年的中央社，台北分社亦於中央社改組後撤銷。此後悠悠四十多年，中央社對我雖無名位之涉，但我與中央社舊時的同事們，仍多交往，從未疏離，彼此還是嚮往蕭社長時代充滿著人情味為人所標榜的中央社精神。

民國四十年，連震東先生接任中華日報董事長，堅邀我出任第三任社長（首任盧冠羣、第二任連震東），這是一份先天失調的報紙，當初中央日報希望在台發行，未爲長官陳公洽所贊同，其意主張台灣一元化，省營已有新生報便足，幾經折衝，乃改由中華日報於民國三十五年春在台南市創刊，執政黨中宣部台灣特派員盧冠羣主其事，設備多由新生報爲之支援。民國三十七年增設北部版，並設總社於台北市，台南市改為南版，但經營狀況則南版優於北版。我到任之初，員工欠薪達三個月之久，當我夜間前往編輯部巡視時，褲子也被舊椅冒出的那條彈簧戳破，其艱困情形，可想而知。先總裁　蔣公召見我時，便認爲台北市已有中央（南京遷台）丶新生等大報，再有黨報，不易爲人重視，不如放棄北版，改以重點發展，將南版的中華日報改爲「農民日報」在台南發行，我則持相反的意見，主要恐易流爲地方性的報紙，蔣公並未堅持，囑我試辦。當時我提出三點改革的意見：

〔一〕社論丶副刊在南北兩版統一刊出，樽節開支，社論請名家楊幼炯、潘公弼丶黃雪邨等主持。

〔二〕增闢體育、娛樂兩版，副刊側重專欄的連載，風格上力求突破。（陳定山名著《春申舊聞》，即刊於此時。）

〔三〕統一人事財務管理，南北兩版人才交流調用，財務則作統一分配。

在任四年，差堪自慰的是轉虧爲盈，但在無虧職守下却離開了那個社長的職位。原因是當時出入境管理極嚴，都需有人作保，偶一不慎，保人便將入獄。民國三十八年，我爲內兄嚴僑來台探親作保，事前對他的言行有違國策，毫無所悉，不料六年之後，民國四十四年，我在中華日報任內，竟以「知情不報」論罪，此事上聞於執政黨當局，直待中常委袁企公（守謙）蒞舍相告，始知被人告了一狀。於是，我便向董事會提出辭呈，並向黨中央自請處分。後經數月調査，終於眞相大白，黨中央覆以「處分應無庸議」。當時胡健公（即胡健中，時任執政黨中常委丶中央日報社長），建議我申請復職，我只好回答：「健公，現在不談此事了。」

我離開中華日報後，翌年，應美國亞洲協會 （Asia Foundation）之邀赴美。入史丹福大學進修，爲期一年。行前蕭三爺哲嗣孟能為籌辦《文星雜誌》，走訪於我，希望我能擔任《文星雜誌》的發行人，經詢三爺，知其已獲得同意，遂勉爲應允，赴美前並先籌募一筆基金。當時台灣夠水準的雜誌，寥寥無幾，《文星雜誌》能以嶄新的面貌，獨特的風格，爲滿足讀者的慾望而問世，內容確有不少出色的文章，於是，聲名遠播，一時無出其右。民國四十六年，我由美返台，因言論不見容於當時的政治環境，發生糾葛，以致訴訟，最後竟演變至停刊，殊爲可惜。

民國四十八年，《自由中國》半月刊發生雷震被捕事件，輿論紛紜，胡適之等籌組反對黨聲浪，甚囂塵上。未幾，自立晚報增資改組，幾經磋商，決定吳三連爲發行人，許金德為常務董事，董事長仍為李玉階。社長一職，共同商議邀我出任。執政黨秘書長唐縱極爲重視，爲此特與我詳談，深盼我能爲新聞界重作馮婦。我首先考慮的是自立晚報一向以無黨無派自我標榜，而我則爲執政黨黨員，只恐立場難趨一致，置身其間，未免左右爲難，親友們亦多以此相勸阻。當時負責促成改組的台灣省周主席至柔，邀我面談，言辭懇切，亟望自立晚報改組後辦得更好、更出色，能為省民提供服務。我懍於良知驅策，終於同意挑下了這個重擔，一挑便達六年之久。當時自立晚報的處境，增資之款，大部分用於償還舊債。我對推展業務，並不以此自餒，首先所作的革新爲：①重視社論。②增闢小方塊新聞內幕報導。③參照美國丹佛晚報（Dinver Post），每日刊登讀者正反面意見投書。④每逢週末附增畫刊。

這些構想，後來證實都未落空，爲讀者所喜愛，六年的社長，平時我對同事們，希望做到重視溝通，合作無間，集中力量，一切以報紙發展至上。

記得受命之初，自立晚報的發行量每日只有五千多份，廣告每月收入只有五萬多元。六年之後，我離職時，如記憶不錯，發行量每日已增至二萬多份，廣告每月收入增至一百二十多萬元。這些業績，自然有賴於同事的共同努力。我之離職，則因當時自立晚報搶先刊登了監察院的彈劾案全文，論罪及我，如今視之，未免匪夷所思。

離開自立晚報後，我並未與新聞事業絕緣，新聞事業的領域很廣，從新聞敎育到報紙、電視、廣播丶廣告等均屬之。早於民國四十四年，成舍我先生等人，發起籌辦世界新聞學院，我便附驥爲發起人，其中包括于右任、王雲五、蕭同茲、林柏壽、黃少谷諸先進。翌年，格於規定，先設世界新聞職業學校，舍老任董事長兼校長，我亦忝爲董事。民國四十九年，改制為專科，蕭同茲先生任董事長，舍老仍任校長。五十三年，我以董事兼副校長，復兼報業行政科主任。民國八十年，舍老以年高體弱，辭董事長，推舉我繼任。不久舍老去世，專科改制爲學院。從實務到敎育，使我深切地體會新聞從業人員所需涉獵的知識範圍極爲廣泛，到處都是學問，新聞記者有時便有「一物不知，儒者之恥」的感覺，不時需要充實自己。新聞敎育的路，眞須有任重而道遠的承擔。當年傅斯年先生任台灣大學校長時，我曾向他建議台大增設新聞學系，他認為新聞學系缺乏學術基礎，有待斟酌。如今時移事遷，台大雖已增設新聞研究所，我們對傅校長重視學術的執著，還是感到很敬佩的。

至於電視方面，台灣電視公司成立之初，當時台省周主席至柔屬意林柏壽先生出任首任董事長，承其厚意，囑我代爲轉達，從中協助勸駕，前後經多次的周旋，柏壽先生終於同意，但邀我先允共進台視之門，爲其分勞。他是內子華嚴的外叔公，公私皆不容却。於是，我從台視的顧問而董事而常駐監察人，成爲三朝老臣，至今屈指已過三十多年的漫長歲月，我與台視靑年才俊的同事們也從此建立了不少忘年之交的眞摯友誼。

廣播事業，也是新聞事業的支流，當此百鳥爭鳴的開放時代，我有幸亦忝為正聲廣播公司的多年監察人。

至於廣告事業，雖屬新興，但與新聞事業的關係脣齒相連。民國五十年，國華廣告公司成立後，以蕭同茲先生素負碩望，邀請出任董事長，託我爲其說項，三爺勉為同意，但需我擔任常駐監察人。當時國華與日本最大的廣告公司電通合作，爲台灣唯一的廣告公司，廣告的企業化、專業化，皆始於此。三爺去世後，我繼任董事長，以迄民國六十六年，轉任聯廣公司董事長，聯廣爲專業的廣告公司，其業績後來首屈一指，我亦與有榮焉。

當然，與我最具淵源的還是報紙，從台灣新生報、台灣新聞報到民生報，都是長期被選爲常務董事，尤其是新生報，我當了五十年的董事，這份結緣，求之任何董事會，恐不易見。而對民生報也有一段緣，就是王惕老（惕吾）對我的厚意，當民生報尙未誕生時，惕老於六十六年曾兩次蒞舍，說明創辦民生報的旨意，盼我出任發行人，後來復託黃少老（少谷）爲其說項，眞誠可感。但我剛從辜振甫兄手中接任聯廣公司董事長，無法兼顧，只得改任常董，以迄八十二年辭去，先後亦達十四年。八十三年，新聞評議委員會不我遐棄，復聘我為評議委員，此爲榮譽職，新聞工作藉此可以自律，但願亦能略貢微末。

所以，如以新聞事業比喻爲另一個大千世界，半個世紀，我已經飽覽風光，飽受風霜，也走遍了千山萬水，看盡了人情世故。如說眞像一場夢，這些夢，在我這個新聞界老兵的身上，彷彿仍在不斷地延續著。

佛家說人生都有劫難，但有的可以倖免，有的無論怎樣的躲藏隱匿也難以倖免。這種異數，中國傳統的觀念，認爲積德可以消災，有人歸於命運，命運有可信，亦有不可信。個人的劫難，如神州陸沉前那一串驚天動地的戰爭，不是來台灣，只恐劫數難逃。二二八事件，雖爲槍聲彈影所籠罩著，但亦僅擦身而過，平安無事。當年從上海回台，原定搭乘的班機，墜毀淡水，我却因臨時延誤未及登機，倖免於難。幾年前住所整修工人失手，鐵鎚空降，落點離我腦後僅數寸，有驚無險，餘悸至今猶存。去年復有住進醫院三次的紀錄，有勞親友存問，但病魔到此止步。凡此種種，都是令人難以理解地如在夢中出現。想到古人有「久住西湖夢亦佳」的詩句，這裡不是西湖，但對我來說，台灣並不遜於西湖，台灣的新聞事業有無數的夢在環繞著我，如說「久住台灣夢亦佳」，也足以陶然尋求自我解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