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辦人介紹

2008年10月15日，父親獲世新大學頒贈榮譽博士學位，並接受「壁立千仞」的美譽。其實我們知道，與「壁立千仞」相互表裏的，是父親的一個「走遍千山萬水，看盡世故人情」的人生。父親因求學與工作，由浦城而福州，由重慶而台北，近一個世紀以來，走遍大江南北，港、日、美、歐，所結交的上自達官顯要，下及市井小民，所目睹的有潰退逃亡之餘的驚濤駭浪，也有富貴榮華，大起高樓的喧囂，有「寧靜革命」潮漲潮退的生滅，也有金融波濤之中「各自需尋各自門」的衣冠面目。父親以局內人的千絲萬縷，保持了局外人的超然冷靜。他自謂「一生糊塗」，卻大智若愚，舉重若輕，以簡馭繁，無私無貪。以心安無悔少言多讓，擁抱難免凡俗的人與事。

1913年，父親出生於福建省武夷山下的浦城縣，祖父臻庭公在祖業錢莊的基礎上，帶領弟兄堂姪等建立了閩江流域下至福州上至龍溪的水運事業，並把金融收放業務擴建為江、浙、閩、贛四省連莊。祖母周氏，來自地主之家。我的父親為長子，下有弟五人、妹三人。他從小好讀書，讀了若干四書五經之後，便乘船下山到福州，先在福州教會所辦的英華中學，打好英文基礎，然後進協和大學，主修西文、哲學及教育。雖然體育成績不過六十分上下，軍訓且因病不能參加候補軍官考試，但是畢業時總成績甚高，而且以英文完成了一篇學士論文，題目為「輿論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Public Opinion）。得到教會聯合大學評審會所頒發的金鑰獎（Golden Key)。這個時期，父親年方二十餘，已是譽滿省會，中西兼通的傑出閩中才子。

蘆溝橋事變發生，父親大學尚未畢業，不久中國國民黨政府宣佈全面抗戰。日軍入侵，父親乃隨著學校，搬遷入山，移校於閩西的邵武。畢業後被任命為訓導長。1943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召集各大學負責人到重慶集訓，協大派了葉訓導長，由閩西出發，經過江西、湖南、廣西，一路公車西去。行車時以自家的行李為座椅，天雨時在車上也得撐傘，如許三周，到達陪都。中訓團二十八期結業之後，湘桂路被日軍攻勢截斷，無法回閩，所攜行李又被人竊盜一空。殊不知這正是冥冥之中的安排，父親落難之餘在重慶考進中央社總社擔任英文編譯及編輯工作，自此步入新聞界，成就以後六十餘年不間斷的新聞評議及時局思考分析的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父親因為是閩籍，閩台自鄭經以後便被視為一體，所以他雖然不通日、台語，但仍奉命為中央社台北特派員，台北分社主任，接收日本共同社。他目睹日軍投降、二二八事變、政府遷台，在戰火之後的台灣，赤手空拳，為中央社建立了一個全島訊息的機制。

1949年，大陸全面淪陷，中央社台北分社為總社遷台，給幾百個從南京來的同事們找房子、搬器材、安頓家眷，忙得馬仰人翻。不但如此，中央日報總社長馬星野也要求中央社台北分社為中央日報台北版進行安頓。中央日報在台灣一旦發行，氣勢赫赫，地位不凡，掩蓋過台灣原有的新生報、中華日報等地方輿論機構。當中央社總社在台灣立足之後，因為分社撤消，父親也就辭職，算是功成身退。中央社蕭同茲總社長也在社務改組之餘，成為位高而職閒的人物，得以與父親經常相處，成為官場倫常以外的知交。

父親「失業」之後，連震東先生以光復以來相知之雅，毅然伸手，全力支持他擔任中華日報社長。父親任社長四年，中華日報始而負債累累，報份發行有限，繼而清償債務、購置設備、佈置人手，報份大增，可以說大有作為。但國民黨中常會卻在此時以一個日後「著無庸議」的罪名將父親捲進一個「知情不報」的通匪案。父親辭職，黨部派他人替代社長職務。父親再度於扶衰濟困之後自己「失業」，以後雖說無罪卻難以復職，因為社長之位已屬他人。

半個世紀以後，中央、中華、新生等黨營、省營報紙紛紛因負債而被迫結束。父親慨嘆之餘，指出辦報與作官，必須是兩回事。社論應公是公非，不能被私心私利所左右。他又說：報館如果人事包袱重，公眾貢獻小，久之便無存在之價值。當台灣社會及國際處境大幅變動之餘，處變之際，輿論界確實當驚，以便新益求新。反之如果一味守成，便不能以新的方式面對新起的變局。

1958年，父親應美國亞洲基金會之邀，訪美考察新聞教育及行政。他在科羅拉多與史丹佛大學上課，與兩地的新聞學院建立了深厚關係。五十年代的美國新聞學，一方面著重理論的建構，一方面剖析輿論與宣傳的區分。父親以他的英文造詣，在美如魚得水，一面聯結中國政府的外交大員，一面廣識美方的新聞、教育精英。

1958年秋，金馬砲戰，父親在芝加哥，除了透過芝城日報呼籲美國不可放棄台、澎、金、馬，並考慮立即回台效命。

1958到1979國步艱困。季辛吉、尼克森先後到北京，跟周恩來、毛澤東握手。台海的這一邊，在老總統「漢賊不兩立」的原則之下，中華民國退出了聯合國。在「處變不驚，莊敬自強」的口號之下，坐看大陸以乒乓球技及熊貓的憨態拓展外交空間，「老人」與寶島從此日益孤困。在這個年代，父親沉潛播種，他擔任文星雜誌發行人、自立晚報社長。他也加入世新、台視與國華等機構。

以當日戒嚴的大環境，輿論不能充分發揮，但是民間發言的機制，不能不努力建構。父親擔任了六年多自立晚報社社長，他採取了科羅拉多丹佛日報的作法，重視社論，並將讀者反應的投書，正反面意見同時一起刊出。自立晚報以「無黨無派」為號召，一時成為黨報之外的另種言論渠道。這期間他同時擔任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的副校長兼報業行政科主任，與世新創辦人暨校長成舍我先生合作無間。成校長早在五四運動時期，便在北京參加學生運動，他早年所辦的世界日報，便以言論不苟同權勢而著稱。世新在成校長領導之下，成為大專之中，國立黨校體系之外，訓練專業新聞從業員的第一所私立院校。學生們實習的園地叫做「小世界」，即使是校內的習作，父親也親自校稿，結果小世界刊登了不乏饒有別趣之作。

六十年代初期，台灣電視公司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囑意之下，由台灣省政府及地方菁英共同集資成立。首任董事長為林柏壽先生，也就是我們外祖母在板橋林家的長輩。柏壽先生所提擔任董事長的條件之一，便是任命父親為董事會顧問，協助辦理董事會各種會務。父親從1962年開始，便和台視結緣至今。父親自從抵台便著意開闢一個以台灣為主體的傳媒機制，早年他所參與或襄助的新生報、中華日報南北版因為種種原因，不能發揮這種功能，台視總算是在中央之外，由地方參與集資並加入經營的第一個大規模省營傳媒事業。

六十年代也是父親著手廣告公關事業的開端。他前後所參與的無論是國華、聯廣、聯中，或其後衍生出來的和信傳播，都是集合社會力量的私營企業。父親在這個領域之中，具體的發揮了聯繫各方，溝通管道，以融通資訊形象的工作。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是父親由董事而董事長，由顧問而常駐監察人的時代。他所參與的基金會、董事會日益增加。每個會上都有三數老友，並加上等數或更多的新朋友。每日在人事、財務、業務走向等等實際「雜務」之外，父親所更關心的是人品與做事的原則。他珍惜人際關係，卻不盲目偏私。他能容能忍，但這並不表示他不能洞悉微妙。他待人細心周到，無論舊雨新知，觀人唯品，傾心相待。久而久之，他每日的行程形成一套公式。他參與過的治喪委員會無數。喪事過後並主持籌集奠儀，安頓孤寡。他嚐過的大小各式蛋糕為數上千，他與朋友相共的美酒亦可說不勝其數。父親有美食家的名聲，在他看來，美食的重點不只在餚饌，而更在於是否滿座盡歡，賓主交融。他宴客絕少愁錢，他相信錢與酒的用處相類，不貴在擁有，而在於與人相共。貪錢與貪酒皆能敗德，唯有懂得如何通財與共飲，方是懂得在繁華紛鬧之中如何養德。

九十年代，島內解嚴，結束與大陸對峙的內戰狀態。政治制度進行大幅度的民主化，立足台灣的主體意識得到落實。報業解禁，種種制度上的變革，形成了對既得權益架構的「寧靜革命」。言論尺度大大開放，打破意識形態的禁區，台上的政治人物也重新排列組合，形成一個新的局面。父親在這個年代，首度成為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由於解嚴以及歷史檔案的開放，往昔忌諱極深的二二八事件，成為行政院專案小組的調查撰寫對象，父親以目擊者的身分成為小組召集人之一，貢獻於歷史經歷的整編。主持了三年的小組討論，相助完成了二二八事件報告的撰作，並繼而參與二二八建碑與紀念基金會的成立，前後共費時十年。

九十年代的父親把握住半世紀以來輿論空間的建構，致力撰述，希望透過文字的闡發，為台灣曾走過的道路畫出圖譜。在長居六十年後，他自覺「久住台灣夢亦佳」。這塊土地，是中華文化圈裡唯一不曾被共黨統治的相對安定地帶，也是民主政治制度播種發芽的土壤。「民主」之於父親，顯然不限於選舉以及權位的取得。他認為做官的人，倘一朝得勢，傲氣沖天，便是偏入歧途。他對有傲骨的人，不屈不阿，則敬佩不已。權力的運作，在民主政權之內，需靠法律制度的啟動而非領導人的喜怒，否則算不得真民主。民國89年，八掌溪山洪暴漲，四名工人遇難。有關單位未能及時赴援，報載陳水扁總統「震怒」，父親便撰文商榷，意謂自由民主的社會當是法治社會，發生大小事故，主政者皆可循法依序解決，何需使用大家長式的「震怒」。換言之，民主的基本意義，不在於以選票取得政權，而在於以公信、公義和公正為基礎，建立一個以尊重每一個人，以法制為依據的均權文化。

以輿論的力量督促民主文化的實現，可說是父親畢生的志業。這個志業的達成，在近半世紀的台灣，需要有膽識擔待，才能扛起這個重任。父親早年在戒嚴法的限制之下默默地耕耘，建立以民間力量為基礎的傳媒機構及專業人才。解嚴之後，他以不懈的筆、無懼無求的心胸氣魄，寫下半世紀以來點滴在心的感懷與企望。

自從1945年父親受命自重慶來台，轉眼六十餘年。政府遷台之初，他有時尚以為反攻大陸有望。以後雖然當年光景歷歷在目，年復一年，昔年的舊識紛紛謝世，新生的一代逐漸成長。即使是更新的一代，也已經長大成人。父親自謂「無辭甘作台灣人」，以寶島為鄉，珍惜眷戀這個與妻子兒女以及大眾親朋故友半世紀以上共處的地方。

「無辭」是父親的寫照，因為他素不多言，而總是在默默之中貫徹始終。中央通訊社遷台後不久，蕭同茲社長去位，父親也離開中央社，但仍然以長官敬事，兩人幾乎每日見面，1973年蕭社長謝世，父親除了設立蕭同茲基金會頒發獎學金等以為紀念，並且每年元旦必到蕭先生墓前致意，數十年不曾間斷。今年元旦，父親不辭高齡，仍然前往。將近墓園，因為坡陡實在走不上去，只有請母親代為上前，自己立在下方佇候。這是蕭社長過世三十五年以來，他第一回不能親自在墳前鞠躬致意。

權位與利益，從來不是父親一生所曾算計。無欲則剛，即使面對滔天巨浪，他也能直言無懼。一以他忠於人與人之間公平、公義、公信的大原則；一以他有愛於九流三教、五花八門，凡有真性真情，不拘出身處境的人們。

兩岸血脈相連，有朝一日在民主制度充分實踐的基礎上走向和平攜手，是父親所企望。一個世紀以來他經歷大陸及台灣的風雲變幻，深悟安身立命之所，在於錢與權之外，人與人之間的大愛與尊重。此生一步步走來，「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自望河清」，父親於人間事無憾無悔，無欠無虧，貫徹他一生與人無忤、與世無爭的執著與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