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辦人介紹

本文作者葉明勳先生，於台灣光復時，以中央社台灣特派員身分，在台採訪，對光復初期的台灣社會有相當深入的瞭解，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並親自採訪整個事件經過，直可謂身歷其境。鑑於各界追述二二八事件，偶有失實之處，作者特秉良知，以不偏不激的態度，追憶當年的感受，藉供讀者參考。（聯合報編者）

我們處於時代在變，社會在變，國家的處境也在變的今日。看看國際風雲的變幻人心詭譎的紛爭，有時兀坐沈思，彷彿如被滿天陰霾的雲層籠罩著、窒息著，感受到的只有經濟繁榮，物質炫耀，生活安逸，人性暴戾，構成了那個光怪陸離，瞬息萬變的世界。人類的智慧，雖已竭其所能，昇華到玄妙莫測，最後仍然無法避免消失於歷史的隧道，各種善惡眞僞也終於在那裏現形。以往鑒今，就是歷史留與我們的敎育意義。但是，年輕一代對於這些陳跡，並不關心。幾年前，美國對高中學生曾作調査，發現他們史地常識的貧乏，幾乎笑話百出，如南美和歐洲的國名，很多東西莫辨，甚至南北戰爭，也有混淆不清，大概這是科技掛帥下的後遺症吧。我們年輕一代，是否也有同樣的缺憾，遠的不說，近的如對日抗戰八年的浴血奮鬥，大陸淪陷的慘痛，都能人人瞭解那些血淋淋的悲慘眞相嗎？恐怕有人就視為這是麈封已久的歷史故事，渺不可及，早已缺乏一份切身之痛的眞實情感。大陸的淪陷，這個責任，似乎也應完全落在中國國民黨的身上，而對當時蘇俄卵翼中共的幫兇，中共背信詐騙的叛亂，與美國對華政策的錯誤，反而一概抹煞，茫然無知。而且認爲這些都與現實無關，現實的視野，已被利令智昏的功利主義所圍堵。只有那些以身受之的白頭中老年人才有此懷古的愴情而已。昔人曾有亡其國者先亡其史的警語，能不令人感慨係之。再說，台灣光復以後發展的情形，年輕一代，恐怕亦僅限於見其盛。譬如目前社會的繁榮安定，生活的富足改善，他們忽略那段艱辛努力的悠長歷程，那裏眞不知凝聚著多少人的智慧和心血，豈能不加珍惜；同樣的，四十一年前，那次被視爲歷史瘡疤的二二八事件，經歷世局滄桑之後，益覺迷離撲朔，任憑信口雌黃，作各種眞僞莫辨的報導和推測。這種積非成是的流傳，以我一個身歷其境的人來說，懍於良知，想到早年于右任先生「不容靑史盡成灰」的感慨，眞有心所謂危的感覺。我們對於任何事件的分析或判斷，至少須從三方面來探討，就是對當局的認識、主觀的狀態與客觀的環境。二二八事件，如能先從這三方面來看問題，然後不難抽絲剝繭的找出癥結所在。這不是情感的，如果羼入情感的因素，便易產生偏差，對歷史眞相的探索，不會是很正確的。

先說對當局的認識，當局就是對主政人物的瞭解。

我是三十四年十月五日偕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人員由重慶首批飛抵台灣的，當時的職務是中央社台灣特派員，同行還有幾位新聞界碩宿，現在多數已經老成凋謝了。所以，對光復後的台灣，瞭解不能止於浮光掠影。主政人物行政長官陳公洽（儀），也曾與我多次單獨談話。當他離台的前一日，又邀我談了兩個多小時。我們今日追溯二二八事件，便須先談對他的認識。

陳公洽是怎樣的一個人？他是早期的留日學生，據聞與日本戰犯東條還是日本陸軍大學的同班同學，並以第一名成績畢業。歸國後，從北洋政府到國民政府，都曾任要職。主持閩政時，銳意建設，提倡國語，不乏具有突破性的作爲。當時風評雖不一致，但福建從此貫穿了不少的公路，入境問俗，可用國語，都是事實。當他離職時曾慨言：「五年後，閩人當思我。」後來未到五年，閩人便在懷念著他，也是事實。他在萬方矚目下，啣命來台接收爲日本人統治了五十年的國土，當時都認爲是最適當的人選，一則因他最瞭解日本，日本政壇亦多舊識。二則在地緣上他是與台灣脣齒相連的福建具有淵源的人。當他蒞任之日，步下飛機。便對記者們說：「我到台灣是做事的，不是做官的。」他雖精通日語，但對台灣的日人從不說一句日語。台灣在他的心目中，這裏同胞們經歷了日人長期的統治和壓榨，飽嘗亡國之痛，一旦重歸祖國懷抱，最渴望的就是自由和民主。所以，他施政所追求的目標也以此爲導向。譬如迅速的成立臨時參議會，重視民意，過去囚禁在火燒島（即今綠島）及各處的人犯，一律予以釋放，恢復自由。於是，在政治層面上頓然形成了全面解禁的景觀。從正面來看，人人如重見天日，享受著充分的自由生活。而在負面則導致社會秩序的紊亂，影響治安的工作，那些作奸犯科之徒，便在潛伏著乘機蠢動，爲民衆生活帶來不安。而另一棘手的經濟問題，卻忽視這是大戰之後的社會，當時台灣物資缺乏，民生凋敝，很多生產機構戰時已被破壞，未能恢復生產，導致失業問題不易解決。加以交通陷於混亂停頓狀態，對外無異自行封鎖，外貨既不能輸入，本身物資又匱乏，供求便已失去了均衡的作用。接收以後，政府的行政效率顯然運作不靈，呈現著無力感，許多失調的問題，陸續的出現，都未能適時採取有效的對策。最顯著的是過去日人對生活必需品以管制、配給來控制戰時的物價，民衆喘息於高壓之下的生活，尙能苟安。一旦予以廢棄，又無外援的力量，於是商人居中操縱囤積，物價無法穩定，反而自亂步驟，直接的影響民衆的心理，民衆只重現實，並不瞭解政府的苦衷，對政府自然逐漸失去了信賴。其中另一因素，就是受日人的牽制，因爲日人在台灣已經根深柢固，忽然挖去了根，地位財產都已失去保障。這股力量，台灣同胞是無法取而代之的，它的影響，也是愛莫能助的。

這種情況，行政長官坐在望之儼然的辦公室中，能否瞭如指掌，胸有成竹，都不無令人疑慮的。別人說他剛愎自用，就是說他是自信心極強的人。憑心而論，他的確將自己全副的精神都投入了公務上，他的生活，只能看到嚴肅的一面，沒有享受。中午留在辦公室裏，只要足以果腹的便餐也就足夠。他患有糖尿病，但並不重視自己的健康，雖然，這樣的圖治心切，部屬之間，諾諾稱是者則多，一士諤諤而具有諍臣典型者則少。於是，下情難以上達，很易築成了一道隔閡之牆。不但如此，就是高層次的管道，也往往爲之淤塞。譬如當時閩台監察使楊亮功先生，老成謀國，向他提出很多興革的建議，都未以行動證實他的採納。中國國民黨省黨部李主任委員翼中，亦未獲得應有的配合，遑論政通人和，同心協力。這些管道，如能運用得宜，有裨省政建設的發展，自然是相得益彰的。但是，所見的卻是自嚴壁壘，事必躬親，缺乏那種天衣無縫、渾然天成的境界。合衆社記者，便曾批評他是「台灣之王」，因爲當時的警備總司令是行政長官兼的，無異集軍政大權於一身，語雖近謔，卻是頗爲傳神的。我們深慨政治眞是一項高度綜合的藝術，有時只憑學養、見識、熱忱，仍然難以展其抱負的。所以，陳公洽雖爲重建台灣而盡瘁，但突遭二二八風暴以後，只得心灰意冷，擱置手繪的藍圖，剩下兩袖清風，黯然掛冠的回到上海了。

至於主觀的狀態，台灣久經日人殖民政策的統治以後，一旦重歸祖國的懷抱，重見漢官的威儀，那種感激涕零，出於耿耿丹心的至誠熱忱，掀起了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如荼如火的高潮，街頭巷尾，到處可見，感人之深，絕不是四十多年後出現群衆遊行的今日所能想像的。台灣同胞認爲光復後的台灣將是一個最理想、最開放的自由民主的世界，一切作爲，不再像過去備受統治者桎梏的迫害，可以隨心所欲的安享屬於自己的生活。但是，卻忽略了這是大戰之後，瘡痍未復，百廢待舉的世界。重建家園，必須以政府和民間共同的努力，無法立竿見影，一蹴可幾。當全省各處燃燒著慶祝光復的火燄逐漸熄滅之後，冷酷的現實，也終於無情的暴露了它殘缺的一面。

而且，自由民主的眞諦，必須經歷長期的政治敎育的培養和涉練，始能獲得全民的共識。光復之初，台灣同胞只樂聞自由民主的名詞，無異新生的寵兒，人見人愛，卻不知眞諦在那裏，界限又在那裏。因而下層社會經常發現借用自由，以民主爲擋箭牌，行爲上逾越了法律所賦予應有的範疇。如果不知守法，缺乏守法的精神，不以守法爲基礎的自由民主，自然無異癡人說夢，幾近無知。然而，當時我們不能以此準繩衡量滿懷熱忱的台灣同胞，縱使四十多年後的今日，叫囂自由民主的人，又有多少人能自奉準繩，自我約束。何況當時剛跨出殖民地的第一步，面臨兩個不同型的社會，一切都是新的，新的觀念，新的標準，都需要時間逐漸的敎育，逐漸的培養，那些缺乏認識的現象，如今思之，只要出於眞誠，也就不足以令人咄咄見怪的了。

日據時代，台灣同胞有很多優秀人才爲日人所聘用，所以，任何機構都含有台籍人員，但屬於高層次的，仍然寥寥無幾。這是日人統治的政策，與眞才實學是無關的。光復以後，政府處理的原則，一律留用。至於其他社會上負有聲望的人，政府未能廣爲延攬，可能出於實際困難，譬如捨取標準，何去何從，而且擔任公務，對他們也不是很熟練相宜的。於是，只有借重他們在省市參議會上展露其才華。如果說這些遺珠之憾，構成若干的不滿或失落感，自然是無法避免的，也是屬於情感化的。事實上，凡是久居大陸的台籍人士，政府已儘量讓他們重蒞故土，爲桑梓而貢獻其碩學宏才。

我們當時來台的人，彼此都有共同的感受，就是台灣同胞對祖國的熱愛太感人了。這種熱愛，自然抱著無窮的希望，但當希望落空，或無法兌現時，希望成爲失望，希望愈大，也就成為失望愈大，情緒隨而從高潮降爲低潮。這些希望，爲什麼落空，爲什麼無法兌現，這是當時台灣同胞難以理解的。政府既未坦誠的公開說明，也未適時的加以疏導或安撫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的大衆情緒。當時並不像現在這樣的重視溝通，這是遺憾。

記得當時新生報曾有一篇社論，申述日據時代台灣同胞對日人統治的反抗，曾發生二十多次的流血事件，顯示台灣同胞具有強烈的反抗意識。但是，二二八風暴，以實質來說，不同於對異族的反抗，只是對現實的不滿和失望的一種宣洩而已。因爲不滿和失望的累積，就是怨尤，怨尤到了某一種程度時，就像石門水庫的儲水量過量時，必須洩洪，鎮壓等於臨時築堤，如果以此治水，必將窮於應付，這是有違祖先的遺訓。

有人認為台灣同胞的倔強秉性頗與閩南地區的民情相似，遙想當年，他們的祖先相率追隨鄭成功飄海來台，乘風破浪，氣壯山河，內心都在燃燒著反清復明的火燄。這種火燄，寓有忠貞之氣，綿延百世，直到永遠。後來台灣各地不時出現的泉州、漳州幫派的械鬥，實質雖不同於反清，而所激發不容於他人侵佔的強烈自我主義，同樣的在熱血沸騰著。這種潛在力，我們不僅見於此，也見於目前的大陸各省，大陸淪共以後，或大或小的抗暴運動，爲歷史留下見證，就是有力的表現。小說家所描繪的民氣可用，亦即指此，大則可用於救國救民，小則可用於私人集團，鼓勵群衆，供其驅策。我們習聞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是禍是福，關鍵決定於領導階層掌握的方向正確與否，差之毫釐，失之千里，都在一念之間，後果絕不是當初所能逆料的。

抑且，群衆行動，從來都是缺乏理性的，也是盲目的。二二八風暴，有一些失意而具有政治慾的火爆性人物，利用群衆對現實的不滿、失望而滙合的激憤，從中煽動、蠱惑，造成缺乏理性的盲目暴亂。暴亂的目的在那裏？是衝動，是被利用，也許永遠無人提出正確的答案。既然形成暴亂，政府爲維護社會的秩序，保障人民的安全，我們也無意苛責以武力鎮壓。因爲演變至此，古今中外，也很少不以出之以武力來應變的。

最不可原諒的，就是街頭巷尾，居然有人高唱日本歌，舞著武士刀，幾乎忘卻自己是炎黃子孫，身上流著是中華民族的血液。這種與日本浪人無異的行徑，有人認爲這是日人蓄意助紂爲虐。根據資料探索，日本戰敗之初，旅日台灣同胞四、五千多人，半數以上是沒有戶籍的。三十五年由日遣送回台的二二七人，其中部分並不是參戰的，而是當年的特級流氓，日人訓練他們到大陸去當最壞的角色，目的有三：一是壞事做盡，替日人頂罪，二是破壞對台灣同胞的情感，三是困擾台灣的治安（見五二年四月份文星雜誌）。像這樣充滿炸彈性的火種，投入台灣，我們雖未盡信，危險性是可想而知的。另一不可忽略的事實，就是當年被徵參戰遣散回台的人，先後約略有三十萬多人，他們的就業問題，政府缺乏妥善的照顧或安排，像這樣血氣方剛的人羣，一旦遊手好閒，自然構成社會問題。有人認爲這些問題與流氓的未能肅清，也是導致二二八風暴的另一因素。然乎否耶，治史者不能不予重視。

至於客觀的情勢，我們初履斯土時，都會驚訝日人銳意經營所花的心血，雖然他們的政策是殖民的，但無疑的已向現代化的里程邁步著，這是備受戰火蹂躪的大陸各省所不能及的。可惜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這裏首當其衝，迭遭盟機的轟炸，到處只剩下百孔千瘡的殘垣斷壁了， 尤以總督府最為突出。戰爭在人間最殘酷、最淒涼的一面，眞是令人不堪回首。台灣同胞雖未淡忘那段逃警報、啃地瓜，日夜驚惶的艱苦日子，但一旦光復來臨，他們以過去視爲恍若隔世，如從黑暗走到光明，如在重獲新生迎接著幸福的歲月。所以，現實仍然是浩劫之後，滿目瘡痍未復的世界，也被大家太情感化的忽略了。

一年以後，慶祝光復的熱潮，已經逐漸的消褪，面臨新的生活環境，一切是陌生的，希望獲得的也不是很滿足的。於是，有人便在開始不滿或失望。而這裏卻包含著兩種潛在的因素。其一，接收人員都來自大陸，他們對台灣還是很陌生的，各種行政管理、程序及手續，都是搬運大陸那套積習已久的老舊架構，適用與否，未加深究，既不瞭解日人所遺的成規，也無法革新汰舊，行政效率因而面臨新的考驗。從主管到基層，都缺乏新的精神、新的作法，未能做到眞正換血的工夫。那些沓泄因循的積習，仍未根除。於是，各種靑黃不接，便無以善其後。其二，日人已成爲戰敗國的日僑，都須遣送回國，未被遣送的日僑，只有寥寥無幾的專門人員而已。這股龐大的人力騰空以後，多少機構形成了眞空的狀態，尤其生產機構，萎縮的生產力，一時難以復甦，加以戰時的破壞，益見支離破碎。我曾參觀過一些機構，設備破損，人員零落，一副爛攤子的印象，至今尙在。所以，顯示人力是需要充實的，而另一面失業的問題仍然普遍存在，日人被遣送後，接充人員，政府也許考慮事實困難，似乎並未在台灣同胞中廣爲羅致，在情感上，就是很容易造成隔閡的。如這些問題，政府的處理，顯然缺乏公信力。也就是說，當此過渡時期，不少脫節、紊亂的現象，政府都未能落實接收的工作。所以，面對困境，很難出現新的拓展、開創另一個新的局面了。

政府這些實際的困難，台灣同胞是十分隔閡的，也是無法獲得理解的。

至於接收人員留與台灣同胞的印象，人人都具有泱泱大國的風度，儼然是漢官威儀嗎？當初來台接收的人，據聞曾經流行著「一流人才做二流事」的口號，就是希望都有好的表現，能爲台灣同胞塑造好的形象。只是軍公人員太多了，那麼多的人，都能自律自愛，以此自許，畢竟是戞乎其難的事。尤其基層人員，有些積習難改，仍殘留著官僚時代的壞習氣，便成爲害群之馬。如二二八前夕的緝煙事件，誤傷行人，即其實例。如能具有今日只許挨駡，不許還口的憲警涵養，區區緝煙小事，何至形成野火燎原，一切暴亂自然早已消弭於無形。遺憾的是最接近民衆的人，就是這些基層人員，接收人員的形象，也許就被他們的顢頇無知和不能自檢的行爲破壞了。

我們都知道首先令人失望的，就是看到第一批登陸基隆的國軍儀容，他們的服裝都很破舊；哪裏像一支堂堂的勝利之師。殊不知我們的八年抗戰，就是憑這樣的隊伍與日軍衝鋒陷陣，與日軍作殊死戰，台兒莊諸役，也是憑這樣的服裝擊敗日軍。但是，那些祖國以血肉之軀而抵抗的苦撐日子，所流的血、所吃的苦，都不是海天遠隔的台灣同胞所能瞭解的。當時大家看到這些登陸的士兵，應該是像看到劫後的破碎家園，不是失望，而是感慨。多難的祖國，它爲抗戰承擔太多的災難了，戰勝日本的不是武器，而是正氣，而是潛在的民族精神和毅力。這些感慨，自然也絕不是當時台灣同胞都能心領神會的。

所謂外省人與本省人之別，本來無此界限。光復以後，街頭巷尾，到處掛滿了補習國語的招牌，台灣同胞，無分男女老幼，都在詰屈聱牙的學習著國語，而接收人員也能熱情的學習著閩南語，彼此相聚，如見遠客，其樂融融，從無隔閡，自然談不上什麼地域觀念。新生報於光復一年後，曾作饒有意義的統計，就是日人雖然統治台灣半個世紀，但台灣同胞在一年之間與外省人通婚的紀錄，卻超過了半世紀與日人通婚的總數，顯示彼此的情感是多麼的水乳交融。二二八事件以後，後來外省人三字，竟成爲很突出的敏感名詞，而且還沾上一點政治意味。這是從何說起，如果說對政府有什麼不滿，因政府裏辦事的多屬外省人，便歸罪於外省人，但外省人並不代表政府，當時全國各省的公敎人員，也沒有一省都屬於本省籍的，自然是風馬牛不相及了。從知識份子到農村，似乎都沒有這樣的偏見。也許這是居心叵測的人所製造的名詞。中國歷史上，有幾次北方居民大舉南遷，如五胡亂華，如金人侵宋，他們從遙遠的黃河流域，扶老攜幼的避亂南遷，所到地區極廣，後來都在當地生根，從未聞有外省人與本省人之別。閩南語的母音，根據音韻專家之言，具有中原的古音，以此推論，今日來自閩南的台灣同胞，其祖先何嘗不是來自中原。如果尋根，我們的根，可能都是源於那個遙遠的中原。中華民族所以能成其大者，就是因能凝聚攝取各方面的潛在力量，爲外力所不能奪、不能移。台灣後來的經濟繁榮，舉世刮目，答案也就是在此。如今山河淪陷，紅禍橫流，大陸人士，相率來此，又像歷史上的大舉南遷。所謂本省人與外省人，事實上，無異過去泉州、漳州的糾葛翻版而已。

以上所敍就是二二八事件發生以前，個人對當時台灣情勢發展親歷其境的感受。

四十年動亂多難的歲月已經遙遙而去了，台北市歷經滄海桑田之變，昔日那份海天寄跡的幽思，已為物質文明的浮囂所取代。二二八的噩夢，也已渺無痕跡。但對年輕一代，仍如一團疑雲，這裏特敍眞相，作爲註解：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廿七日晚，專賣局緝私人員六人偕警員四人，至台北市延平北路査緝私煙，女販求情未許，民衆圍觀，群情激憤，混亂中開槍傷及路人，群衆擁至警局，要求懲兇。

次日二十八日，群衆聚集龍山寺、延平南路遊行，繼至專賣總局，又至分局，企圖搗毀。中午擁至行政長官公署（即今行政院）門口叫囂，被迫開槍，作鳥獸散，所遺木屐近百雙。下午繼續遊行，見外省人便打，台北幾成恐怖世界。復佔奪公園廣播電台廣播，警備總部宣佈開始戒嚴。

三月一日，台北市參議會邀省議員等組緝煙調査委員會，推選黃朝琴等向行政長官建議善後處理問題，長官即向民衆廣播，答應建議。

三月二日，暴亂逐漸蔓延全省各地，外省人到處被毆，成立處理委員會。

三月三日至七日，如進入暴風圈，暴亂不斷擴大，長官公署惟有不斷的讓步。

三月八日，閩台監察使楊亮功率同憲兵第四團兩營由福州抵基隆。

三月九日，國軍二十一師由上海抵基隆鎮亂，至十三日，發生抗拒，多有傷亡。

三月十四日，警備總部公報：「開始肅奸工作，希望民衆檢舉密報，全省綏靖工作進行順利，各地臨時組織已自動解散。」

三月十七日，國防部長白崇禧來台宣撫，蔣經國處長偕行，至四月二日，離台返京。

四月二十九日，行政院宣佈改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為台灣省政府，首任主席魏道明於五月十五日抵台。

此次暴亂，當年台北市長游彌堅認爲這是很小的事件，因爲大陸各省類似這種偶發的緝私糾紛，已經司空見慣，但在台灣卻成爲很高震撼性的風暴，實非意料所及。中共方面近年曾多次叫囂，認爲這是他們所導演的傑作，中共雖以暴亂起家，但當時他們還是不成氣候，謝雪紅之輩，乘機插上一脚，實在談不上有什麼影響力。中共無非藉此大攪統戰，欲以惑亂國際視聽而已。所以，我們無需予以重視。

去年（七十六年）四月間，美國亞洲學會在波士頓舉行第三十九屆年會時，曾將二二八事件列爲討論主題，經過賴澤涵、馬若孟、魏萼三位敎授以兩年半的時間，從台灣到國外廣爲蒐集有關資料，並訪問當時政府與地方的有關人士，也曾到過肇事地點勘察。他們兩易其稿所作的結論，認爲此次事件，與民國二十三年山東威海衛所發生的暴亂頗爲相似。威海衛於一八九八年租與英國，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歸還我國，由於思想、觀念的差異，當地居民產生了很多次的反抗行爲，背景與當時的台灣頗爲相似。

我以一個身歷其境的人現身說法，從廟堂到市井之間所獲的感受，認爲這是對現實不滿的一次逾越的反抗行動，對現實為什麼不滿，其中包括政治的、經濟的、觀念的、心理的等潛在的因素，具見前文所敍。這些因素由於對當時社會的突然改型，對戰後的生活環境，對政府的施政初衷，都缺乏充分的、理性的瞭解和認識，以致形成了隔閡的鴻溝，復因失望而導致誤會，缺乏溝通的管道與紓解的力量，於是，鴻溝的裂痕日益擴大，終於難以遏阻。自然，無可否認的，另一股主導的反抗力也在驅策著，這是熱中於政治而未能逞其私慾的具有反抗性人物作祟，他們利用群衆對政府失望的直覺激憤，加以煽動、蠱惑，因而如波助瀾，轉而成爲一次缺乏理智的暴亂。後來，中共的羽翼，與一些甘爲日人作鷹犬之流，也夾雜在內，叫囂搗亂，自逞其能，在意識上，沒有目標，並不包含什麼分離主義。台獨一群欲以自吹自擂，也想將此次事件扯上了關聯，與中共所玩的統戰把戲，同樣的都是一副小丑嘴臉。

歷史的敎育意義，就是曉諭後代子孫不能重蹈前人的覆轍，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放眼古今中外，任何歷史的軌跡，都遺留著殘缺或醜陋的一瞥。我們不必諱言殘缺或醜陋，因爲這是警惕，負面也是同樣的具有敎育意義的。在渺遠的歷史隧道中，那是不可能重現的陳跡，與現實已經永遠的隔離。所以，我們無需擔憂，無需抱憾。現在，我們於四十一年後的今日，追溯二二八事件，也須以同樣的心情，只希望爲歷史尋回失落的一面。至於追究責任等說法，這是對歷史的責任，對歷史的交代，歷史上的成敗得失，千秋自有定論。最後我們還須補充一提的，就是當時抗戰在急轉直下的情勢下勝利，政府在遍地瘡痍中忙於接收，各地接收情形，遭受中共嚴重的毀詆或破壞，國人昧於眞相，容有爲人所詬病。但在台灣大體上步驟是未亂的，都希望去做好的。如果既非身歷其境，只憑傳說臆測，便將一些失實的史料刺激年輕的一代，自然有違歷史的良知。所以，年輕一代對歷史必須求眞求實，像胡適之先生一樣的重視事實的根據，追究到底。但是，二二八事件的眞相在那裏？很多人既不知什麼是二二八事件，政府至今仍缺乏有系統的完整記載，公諸於世。去年因逢二二八四十周年紀念，從美國到台灣都有各種的追記或評論。探秘發隱，的確有不少的琳瑯滿目的大著，只惜很少是身歷其境，缺乏眞實的體驗，那些洋洋大作，未免就有失實之處。回想于右老「不容靑史盡成灰」的警語，靑史成灰，畢竟是人間莫大的遺憾。時光易逝，轉眼又是一年，撫今追昔，本文之作，但求秉於良知，不偏不激，不隨不阿，寫出個人感受。我雖非歷史學者，卻願能爲年輕一代揭露歷史眞實的一面。